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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阿Sir 香港再起秘密武器 |
香港的民主，如黑的暗淡，但它的法治，卻像是孤孓不拔、劃過天際的白光。和台灣相反，台灣的民主眾聲喧譁，法治卻渾沌無章。
前年，香港出現一個驚人的案例。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（特首、政務司長下的第三號人物）因為妻子伏明霞（中國跳水奧運金牌得主）懷孕，換了一台較大的凌志房車；但因房車購於他宣布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，被傳媒揭發，香港廉政公署開始調查梁錦松是否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守則。
前程似錦的梁錦松在加稅前而非在加稅後買車，節省了十九萬港幣（相當於新台幣八十二萬），但這八十萬卻讓年收入近千萬台幣的梁錦松主動辭職；因為香港人對公務員操守的要求，不打折扣。
梁錦松的貼身好友，也是台灣知名的投資銀行家私下向《天下雜誌》透露，當時梁錦松正準備發表香港二○○三至二○○四年度政府財政預算，要大幅增加汽車稅，忙得不可開交；但管家在梁司長最忙碌時，提出夫人肚子漸大，有換車需要；「他根本是兩個腦袋處理不同的事，沒想那麼多；這麼有錢的人不會想去省那幾十萬，」這位投資銀行家說。
相對台灣的弊案連天，只在媒體吵鬧，卻鮮見具體法律制裁，香港如何在回歸之後仍能維持法治傳統？
在鳥籠民主的背後，香港的廉政公署（相當於台灣的檢調機構）與律政司（最高法務機構）是如何撐起它法治的清廉、公正與獨立？
《天下雜誌》深入香港，帶你看看真正的阿Sir。
在中環一家停車場的樓上，灰濛濛亳不起眼，坐落著令香港人驕傲的廉政公署。
總部大門，石頭刻印的「廉政公署」四個隸書大字，方方正正銘刻在水泥牆上。香港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稱為「ＩＣＡＣ」（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），顧名思義是以反貪污為目的而存在的組織。
在ＩＣＡＣ首席調查主任吳炳國的帶領下，進入總部，跟著他的腳步左轉、右拐、通過數個細長通道，讓人昏頭；「ＩＣＡＣ像是迷宮，沒人能從這裡逃出去，」這位在三十一年前，學校畢業就直接加入ＩＣＡＣ的吳炳國，是ＩＣＡＣ最喜歡的用人典型，「剛畢業的學生很純樸，又有正義感，」身材挺拔、著深色西裝的他，帶著酷酷又神祕的笑容說。
ＩＣＡＣ總部裡，有許多像吳炳國一樣，一畢業就以調查員為職志的年輕人；調查員裡女性比例有三五％，或許是探員神祕的特質，她們多數削短髮、穿褲裝，不論男女都穿著深色套裝，臉上很少露出笑容，帶著幾分神祕感。
在香港，加入ＩＣＡＣ是很神氣的事；調查員都接受過證人保護以及神槍隊訓練。
二十六歲的鍾智皓香港中文大學畢業，本來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，一年多前報考廉政公署。雖然擔任調查主任薪水只有兩萬多港幣（約台幣八萬多元），但他覺得，在ＩＣＡＣ可以有較大的貢獻，而且也獲得社會更多的尊重。
有過看港片經驗的人，對於ＩＣＡＣ一點兒也不陌生；香港警匪片中，偶爾都會出現一位阿Sir，伸直著手，拿出他的徽章說，「我是ＩＣＡＣ。」接下來的畫面，觀眾幾乎是可預測的，被盯上的人總手足無措、兩腿發抖，因為只要被ＩＣＡＣ跟上，表示你正被調查中。
而且，香港人都清楚，不論你官做多大、事業有多龐大，沒人能逃避ＩＣＡＣ的監督（No one is safe from ＩＣＡＣ）。
崛起 －貪污讓人民「苦茶滿杯」
三十年前的香港，充斥著貪污腐敗；ＩＮＧ安泰人壽台灣區總經理、出生香港的陳丕耀回憶童年時，走在香港的市集，會看到小販交給警察黑錢。「警察每天拿十元，然後回警局一層層的分掉。」有點年紀的香港人都說這是「茶錢」，但討生活的老百姓卻形容這些賄賂警方的錢，對他們而言是「苦茶滿杯」。
一九七四年，政府的貪污使人民的憤怒到了高點，當時的警隊總警司（有點像台灣警政署長）葛柏因貪污，潛逃回英國，被壓抑的人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。
廉署成立兩個月後，葛柏被引渡回港；當時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審的ＩＣＡＣ前執行處總調查主任黃國樑回憶當日。他說，「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一刻，我才敢透一口大氣！若當時不能把葛柏入罪，沒人會對廉署有信心」、「沒有廉署，今天香港仍是很落後的地方」。
有人以為港片裡的ＩＣＡＣ是誇大其實；也有人質疑香港在九七回歸後，ＩＣＡＣ會漸失功能。
但到現在，在香港談到ＩＣＡＣ，本地人或外國人還是肅然起敬；「大家最怕被ＩＣＡＣ請喝咖啡，」香港人、台南成功大學畢業、現任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的黃至剛說。
雖然各國或地區都有類似的調查機構，但ＩＣＡＣ成功的主因之一，是它能擁有獨立的調查權。
立威－不畏權勢 勇敢打虎
打擊貪污的成功關鍵，主要是調查單位可以不畏權勢，勇敢打老虎；在香港，這部份，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獨立調查，以及律政司的獨立訴訟與審判。
一九八九年，香港前聯交所（相當於台灣的證交所）主席李福兆，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請時受賄為由拘捕，是著名的「打老虎」案例之一。
李福兆所屬「李氏家族」是香港呼風喚雨的四大家族之一，李福兆是第四代。到現在，李氏家族的第五代還在香港法政界扮演重大角色，如香港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、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都是李家成員。
廉政公署蒐證足夠的證據後，將罪證交由律政司長，由律政司長決定是否提起訴訟。
像李福兆當時的位高權重，律政司同樣提起訴訟；隔年，他被判受賄罪名成立，入獄四年。
這種不懼權勢、打擊貪污與不法的精神，在香港履見不鮮。長期下來，ＩＣＡＣ與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會中塑立了強大的公信力，也是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，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。
公信－引進外來力量制衡
在九七之後，如何維持公信力，有巧妙的機制。
ＩＣＡＣ與律政司都透過引進「外部專業」，避免行政的干預，也避免司法、調查權過度膨脹，確保裁判的公平。
在梁錦松的案件上，律政司請來英國御用大律師韋爾森，以及一位與梁錦松不認識的香港資深大律師祁理士深入此案。最後，兩位都認為不應對梁錦松提出犯法的檢控。
主要理由是，梁錦松當時因妻子懷孕，換台大一點的車是合理的，並非意圖想避稅或佔便宜。
這個法律不起訴決議曾引起香港立法局部份人士的不滿。律政司長底下的第二號人物、英國籍的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回憶，「當時他們接受了，因為我們請的是公正人士，案子被適當處理。」
引進外來意見的機制也同樣出現在ＩＣＡＣ。ＩＣＡＣ的四個委員會成員，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會專業人士擔任。委員會的功能就在「制衡」，避免ＩＣＡＣ調查權無限擴張。
其中，把關最嚴格的是執行處委員會，ＩＣＡＣ每六星期要針對所有的案件調查，向委員會回報；若查無實據、要停止調查的案件，一定要委員會同意才能停止；而每個案件送至律政司六個月若未結案，也要向委員會提出說明。
委員是榮譽職，擔負監督的責任，沒固定薪資，有的只是車馬費，但許多知名人士都願意貢獻時間；曾擔任ＩＣＡＣ執行處委員的律師胡洪玉就說，自己是把這份工作當榮譽，如果沒有市民支持的文化，廉政公署不可能有勇氣調查。
扎根－法治教育從娃娃教起
世界透明國際組織去年的廉潔排名調查，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，香港排名十五，台灣排名三十二。
這個成績對有過貪腐經歷的香港人來說，是個寶藏，而這是香港社會花了三十年共同努力達成。
ＩＣＡＣ、律政司知道市民是支持他們執法的後盾，因而他們大力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廣。
ＩＣＡＣ每年六億多港幣預算中，有一五％花在教育上；他們與幼稚園和小學合作「學校德育伙伴計劃」，利用卡通人偶教孩子「自律守紀」、「誠實」，或是教導「金錢與物質」間的關係；這幾年，香港的大學也陸續將「商業道德」納入一年級課程。
在香港，反貪幾乎是全民運動，見到不法而檢舉的風氣盛行。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上，ＯＫ便利商店旁，黑底招牌襯著「廉政公署ＩＣＡＣ」的大紅字，紅黑分明映入眼廉。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羅安琪，從對街樓層向下望說道，「香港的廉政公署就好像台灣的區公所一樣，到處都是。」
從香港島、九龍、新界，ＩＣＡＣ有八個辦事處，都設在熱鬧的街道上，讓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訴報案；而且ＩＣＡＣ設有二十四小時的舉報中心。
公平 －知識可以改變命運
目前高達七成五的貪污檢舉都是由人民具名報案，比例之高，顯現民眾對ＩＣＡＣ的信心。
在中環j豐銀行總部三十四層樓、總裁鄭海泉的祕書盧陳秀談到香港法治，她信心滿滿地說，「因為香港有像ＩＣＡＣ的組織，讓我們有個公平的環境，只要努力，透過教育，可以出頭天。因為有個公平的平台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。」
資本主義發展極致的香港，因為有了法治，建立清楚的遊戲規則，不致於紊亂；也因為法治精神，鳥籠民主的香港，還能挺立成長。
資料來源：天下雜誌電子報(2005-12-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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